“当新年的钟声敲响，20世纪的帷幕落下，这个世纪的教会编年史也接近完成之际，必将有一个名字高踞于其他的一切名字之上——那就是卡尔·巴特。”
这是早在40年前，著名评论家约翰·戈德赛对“本世纪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瑞士人卡尔·巴特（KarlBarth，1886－1968）的评论。
时日近了，在上帝之手覆盖的璀璨无穷的神学天空，众星升起，看哪，奥古斯丁的光芒，安瑟伦的光芒，托马斯·阿奎那的光芒，路德的光芒，加尔文的光芒，还有卡尔·巴特的光芒。众星之后，卡尔·巴特是悄然升腾的大星一颗。
卡尔·巴特是20世纪西方神学界的骄傲，其神学思想之影响却又不纯然局限于宗教神学界。众所周知，20世纪的思想文化的风云际会几乎没有给神学留下什么位置。对大部分知识精英来说，神学只不过是教会圈内的事。因此，在书写20世纪的思想文化史时，人们很难写到纯粹的神学家。但巴特却是一个例外，他的思想之光不仅照亮了20世纪的神学，也照亮了欧洲思想文化的各种暗黑领域。
今年是卡尔·巴特逝世30周年，欧美思想文化界举行了广泛的纪念活动。香港学界亦借此一机会，在刘小枫博士的主持下，首次较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巴特的思想文化著作，先期印行的是巴特的煌煌大著，也是其成名作《〈罗马书〉释义》，另外还将印行巴特的《论圣诞节》、以巴特为代表的辨证神学学派的《辨证神学文选》诸书。加上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3年汉译的《教义学纲要》、大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的《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与汉斯·昆的相关文章同刊）等书，巴特文籍之移译，也颇有一些了。但巴特的思想向称宏富，其著作多达六百余种，其主要著作尚有《教会教义学》（共4卷13册，1932－1968）、《上帝之言与神学》（1924）、《信以致知———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1931）等等，可称汗牛。巴特曾将莫扎特的弥撒曲与自己卷帙浩瀚的教义学相联系，认为两者本质上都是堂皇上帝的荣耀。可见巴特对自己思想及述作的自负。
有人曾用三个词精练概括巴特的神学思想特点：圣经性、当下性、教会性。圣经性是以圣经为本，从圣经的本文中来发现真理。巴特的解经方法与传统的遵循严谨的历史—考证的解经方法截然不同，成名作《〈罗马书〉释义》一书基本上是巴特的“自抒胸臆”之作。也就是说，巴特基本上不纠缠于圣经文字的文献考证，而是从中跳脱出来，敞开自己的心灵，让《圣经》本身向自己开放，从而显现出上帝之言说之后的大奥秘。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倾听、去发现。这种倾听、发现自然就会具有一种当下性的特点。在巴特看来，个人必须直面上帝的认信，恩典只能从上帝那里直接领受，无法在集体主义的大锅饭中得到，例如从教会。巴特对现存的教会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教会应当悔改，要真正成为神迹的教会、信仰的教会、上帝的教会。
在指认巴特的神学思想时，人们一般使用以下几个词汇：危机神学、辨证神学、教义神学、新正统神学、自然之道神学等。这与巴特神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一般认为他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危机神学时期，从青年时的教牧实践至《〈罗马书〉释义》初版（1919）问世，其基本思想即强调“人的危机”和“神人之隔”，认为“上帝即上帝”，“世人即世人”，上帝与人无相通之处，此亦为其新神学之出发点。《〈罗马书〉释义》犹如投向当时神学界的一枚炸弹，引发了一场新的神学革命。二、辨证神学期，至1927年发表《基督教义学引论》止，其代表性的表达为：“基督为我们身上那种非我们所属之物”。三、教义神学期，其标志为巴特的代表作《教会教义学》（1932年第一卷发表），其中心为关于“上帝的话”的神学。巴特的神学思想是对19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神学和自由主义神学的否定，主张复苏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时期的正统神学，突出其教义的原罪观和救赎论，因此，他所倡导的神学被称为新正统神学。
欧洲的思想文化传统对巴特形成自己独特的神学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加尔文的无情”、“克尔凯郭尔辨证的勇气”、“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永恒的渴望”、“布鲁姆哈特的希望”（借用《〈罗马书〉释义》片段）等。我们尤其要提到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情及其反纳粹主义。1914年，青年巴特在作一次《福音与社会主义》的讲演中说：“我看社会主义的诉求是实践福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也相信离开福音他们无法实行。”二战后更公开表示无法预先肯定共产主义“必然为恶”。巴特1930年起任德国波恩大学教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反对德国政府利用基督教为其种族主义服务，后更公开反纳粹，1935年被纳粹驱逐而回到巴塞尔。1968年12月，巴特老死桑梓。二战时期欧洲基督教抵抗德国纳粹主义的象征性人物马丁·尼慕勒1934年创立的抵制教会纳粹化的“认主教会”，就是以卡尔·巴特的神学思想为其理论基础的。
